跑遍家乡的山卯沟梁，寻访挖掘村名读音里的奥秘，半年多来，年届六旬的吉县二中老师袁鹰翔把脚印留在了吉县的山庄窝铺，只为记录乡土文化，留住乡愁记忆。

“上中学时，‘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’‘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’‘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缲车’这些诗词中，‘斜’和‘车’两个字的读音都不是普通话读音，为了押韵，分别读为‘xiá’和‘chā’，而这样的读音，正是吉县方言中这两个字的发音，这让我印象深刻。”谈起自己挖掘村名读音的初衷，袁鹰翔侃侃而谈。

1989年，山西省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告诉袁鹰翔，《诗经.大雅.桑柔》中，“嗟尔朋友，予岂不知而作。如彼飞虫，时亦弋获。”“飞虫”二字在吉县方言里的发音，正好是当地人对“麻雀”的叫法，让他肯定了自己以往的推断：“诗经中的‘飞虫’就是‘麻雀’。”当时袁鹰翔听了十分诧异，家乡方言里蕴藏的“秘密”更加激起了他一探究竟的兴趣。“原来，我们吉县的方言有着这么深远的文化渊源;原来，我们自以为很土很落后的语言文化，却保留着最原始的华夏文明。保护吉县的方言文化，保留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，我觉得身为吉县人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。”

在每个人心中，情是故乡浓，乡音最亲切，故乡是灵魂最深处的牵绊和最柔软的记忆，乡音是乡愁最直接的承载。然而，随着时代发展和普通话普及，很多人远离故土，融入城镇，乡音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渐渐湮没在破败荒凉的窑洞和萋萋芳草中。前两年的一件事，让袁鹰翔触动很深。“2018年，一次上课时，我偶然问一个同学是哪个村的，他用方言回答我‘蛇布’(音)。我让他把村名写出来，他说不会。我问班里的其他同学，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当我在黑板上写下‘城北’二字时，孩子们大吃一惊，说从来没有想过二者之间有联系。”袁鹰翔回忆说，这件小事促使他决定从村名入手，探寻吉县方言地名的汉字表达及其文化内涵，“虽然我不是汉语言科班出身，但自此坚定了‘研究吉县方言’的这个目标。”

2021年9月，学校对即将退休的袁鹰翔的工作进行了调整，这使从教42年的他终于有了完成心中夙愿的时间。

当年12月2日，袁鹰翔完成了第一篇访谈稿《“车”字的本来读音》，他探究家乡方言地名的文化之旅由此启程。半年多来，袁鹰翔或孤身一人，或邀约好友，利用节假日自费驾车前往吉县的村村镇镇，寻访村中老者、乡土达人，与基层干部、村民座谈交流，实地踏访古碑、古迹等历史遗存，在散轶于乡野的碑记石刻，乃至民间故事中找寻村名本源的蛛丝马迹，亦对村庄的风土人情、现实状况等一并进行了记录，因此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。

乡间采访是件苦差事，写作乡土文史类的文章更是不易。袁鹰翔常常是白天采访，晚上笔耕，亲戚朋友劝他不要再做这种贴钱费力的事了，可他却不无忧心地说：“如果我们这辈人放弃了，还会有多少后来人甘愿做这件事呢?即便那时有人想做这件事，留给他们的又有多少线索呢?”为了增强文章的史实性、可读性，加深读者对村庄及其村名发音的印象，袁鹰翔总会通过查阅史料、电询文史专家，将之与一线采访记录互为佐证，辨析出其中的关联，并在文章推送时随附自己拍摄的现场图片，力求做到文章内容翔实、准确、丰富，引人思考。目前，袁鹰翔走访了吉县的56个行政村、301个自然村，写出关于村名方言叫法的文章61篇，共计七万三千余字。 仔细阅读袁鹰翔的文章，以“吉县村名方言叫法”为引，既展示了“方言叫法”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也见证了吉县城乡的发展变迁，更讴歌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。

“还有10个行政村(涉及自然村70余个)、6个社区，没有走访，全部写完估计到8月份左右。整理快要遗失的方言文化，光是挖掘村名的叫法还远远不够。”守望乡土，袁鹰翔坦言，他计划将进一步整理出吉县山河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建筑、饮食及用具等等的吉县方言叫法，以及在走访期间，了解到的人文历史、民间传说和离奇故事等。“收集整理这些资料难度可能会更大，但我相信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，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尽量完美。”